By Wenjing Duan and Prof. Pedro S. Martins

段文静、佩德罗·马丁斯

本篇博客总结了我在伦敦玛丽女王大学（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进行博士联合培养期间与工商管理学院的Pedro Martins 教授（link）最近合作完成的一篇工作论文“Rent sharing in China: Magnitude, heterogeneity and drivers”的研究成果，该工作论文从多个角度实证检验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工人工资的决定机制，企业异质性及其驱动因素，提供了有关资本方和劳动方如何共享中国经济增长的经验证据，有助于大家更好地了解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在该论文中，我们重点分析了2000-2007 年这一关键时期，在这一段时期内，中国于2001年底加入WTO ，并因此带来了出口大幅增长（link）以及经济的高速发展。其次，我们的研究是基于涵盖了几乎中国所有制造业企业（平均每年有20万家企业和5400万工人）的详细的微观企业层面的面板数据，并进一步结合农村劳动力数据和最低工资标准数据进行了深入分析。

在本篇工作论文中，我们重点分析了“租金分享”（也称作“利润分享”）。所谓“租金分享”，是指在工人工资水平的决定过程中，工人的工资不仅取决于其技能的市场价格（如新古典经济模型中所描述的“竞争型”劳动力市场），而且还取决于其所在公司的盈利能力。企业租金分享程度可以由许多因素驱动，特别是工人的议价能力，而工会、集体协议、就业保护法、失业福利和无限制劳动力流动等劳动力市场“机构”又能够显著提高工人的议价能力。

与其他大多数以发达经济体为主体的研究结果一样，在中国制造业企业中，我们发现了存在租金分享的重要证据。例如，根据我们的计量估计结果，假设工人们从同一个省、同一行业和同一年的低利润企业转移到高利润企业，他们的工资将至少增长45%。

在中国，由于上述许多劳动力市场“机构”仍处于早期发展阶段，比如，在许多情况下，工会主要是由管理层领导，而不是由蓝领工人主导；集体谈判协议也相对较少，所以本文的研究结果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此同时，尽管存在显著的租金分享，但中国制造业企业租金分享的估计结果都处于以发达经济体为主体的相类似的研究结果的下限。此外，我们还发现，在某些特定类型的企业中，企业租金分享的程度比较低甚至不显著，这些企业主要包括那些拥有大量女性员工的企业、外资企业以及没有成立工会的企业。

进一步地，我们还发现了其他一些重要的研究结果。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企业的租金分享呈现出显著不同的特征，这也反映了中国独特的劳动力市场和体制框架，主要结果如下：

1. 在农村劳动力较多的地区，企业租金分享的程度往往较小。这一结果与工资决定的讨价还价机制相一致，因为当企业更容易雇佣到替代工人时，企业就会降低对在职员工的利润分享程度。
2. 在租金分享过程中存在一个重要的现象—— “对称度”，即当利润增加时，工人能够从更高的工资中受益，当利润下降或变为负值时，工人也会受到工资削减或工资增长降低的影响。在我们的研究中也发现了这一结果。该结果与“风险分享”的概念相一致，也与发达国家中企业为员工提供显著的工资水平或风险保险形成了鲜明对比。
3. 在我们的研究期内，最低工资制度逐渐在中国全国范围内实施。尽管最低工资的金额相对比较低，但最低工资制度的引入显著降低了企业租金分享的程度。该结果也可以用前述的“风险分担”来解释：当企业利润下降时，较高的最低工资标准将减少企业削减工资的范围。
4. 在本地劳动力市场中，如果雇主相对于雇员更具有市场势力, 那么雇主就会倾向于压低工人的工资，这与“买方垄断”势力的理论分析相一致。与此同时，随着企业获得劳动力市场势力，当他们成为所在地区里唯一一个或越来越重要的雇主时，这些企业不仅能够向工人支付较低的工资，还能够使工人工资的水平更加多变。

总之，尽管许多正式的劳动力市场组织的特征仍在不断涌现，中国的工人已经看到了他们的工资能够对其公司的盈利能力作出积极反应。虽然工人的议价能力在工资分配的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但与发达经济体相比，中国企业的租金分享程度要低得多。此外，我们还发现了中国劳动力市场中存在“风险分担”的证据，这也进一步表明工人可以从企业的盈利中显著获益，但其获益的程度相对较小。

最后，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将深入探讨在快速吸收中国大量剩余农村劳动力以及由此带来的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方面， 中国显著但有限的租金分享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发挥重要作用。